原文作者：今夕是合年。
丁元英是一个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混搭体，商人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知识分子才是他的实质。
令我触动的，并不是丁元英的思想，或能力，而是他的精神。在他的精神骨子里，才具有一种真正的令人心颤的东西。
当然具体到在作者已经创造了的人物丁元英身上，人生的失败毫无疑问是因为性格，或一种自我选择。所以我才说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本书所展示的人生，其实早就超越了成功和失败的范畴，本文作者抓住这点，只能说明作者格局的狭窄。）
这并非是一个启蒙时代，乐观说是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启蒙了，满世界都是后现代的碎片；而悲观一点地说却是，人们仍在蒙昧地屠戮先知。
（先知是什么？先知是谁？人类社会在不断演变，但人性的演化却非常缓慢。在现代社会之前，人们渴望先知，追随先知。现代社会，人们崇尚的是什么？物质的丰富，并没有弥补精神的贫乏。）
丁元英，一个非启蒙时代的踽踽独行者，与基督而言他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他不可得道，一个被称为对传统文化的成见已经渗透到了骨子里的人，其实却恰恰是一个已经被传统荼毒最深了的人。
（弱势文化是传统，强势文化是希望。作者有破有立，正因为被荼毒，所以能超越。）
丁元英的深受传统文化荼毒表现在：
一、有思想、能力，没信仰。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儒、释、道混杂的国家，在一个庙里可以供奉着孔老夫子、太上老君与观世音菩萨，各个宗教或准宗教在一个人的心里或心理，并不是互相冲突，而是各各互补。
芮小丹借丁元英的话语，把以犯罪作为“生存的艺术”的高智商罪犯王明阳蒙住，“神即是道，道法自然，如来”，并不是什么才气横溢的偈语，而是在儒、释、道混杂的中国，自古流传至今的一种陈词滥调，它并不具有一种逻辑的自洽，而是一种得于还没有完全睡醒时的闪着文学丽句（诗）的美妙光彩的呓语，在本质上，它仍是一种“文学性的语言”，并不是一种具有“心理自觉强制遵循”的宗教性教义，它的随意、宽容、聪明圆融，与自由主义无异。
（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可以认为作者用概念简化思想，但离开了概念，思想如何传达？）
在丁元英身上，有三件事物值得探讨，音响、茶、爱情。然而究其本质，这三样东西，之于丁元英，其实为同一事物，并无多大的差异。丁元英的一套价值四十万的充满“霸气”的自我组装音响设备，让古城中一圈子的音响发烧友惊为天人，然而叶小明从他家里出来却做出判断，丁元英并不是一个音响发烧友，而只是一个玩家。
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不会把自己局促在一种音响热爱的钳制下。而且他随时可以把他的那一套音响“抵押”出去，把他的那一些私人收藏的原装正版进口唱片低价卖出去。
在中国古人那里，金石、书画从来都是一种寄托人生理想的收藏，常常可能是即使宁可舍却生命，也不放弃的。由此可见，音响对于丁元英来说，其价值理想重要性，到底是连一种古人的金石书画收藏境界也没达到的。就更不用说是一种信仰了。音响对丁元英并不具有一种救赎的作用。
（其实，这一点上，我倒认为丁元英比古代的文人雅士来得通透，看得明白，音响于他而言，还是身外之物，不受其羁縻，永远自由的是他的思想。）
同理，茶和爱情亦是。它们实质上只不过是丁元英的一种消遣，而并不是一种具有救赎作用的信仰。丁元英从来不曾想过要发挥自己的男性魅力，即使是对芮小丹的爱情来说，亦是从来都是被动接受的，而并不是主动接受，肖亚文所说他的，他这种人对女人的惧怕可说是渗透到骨子了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他高居于世俗文化之上的精神心理，已令他高蹈到不屑于与世俗较劲，他的怪癖，他的执着于孤独，再加之他的高蹈的思想，使他对于女人来说没有任何爱情上的意义，他这种人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是具有一种朋友的意义。
芮小丹在他家里，通过他的那一套音响听到那一首“天国的女儿”，而顿时受到了那仿佛是来自于另一个空间的启示：即是在世俗生活中，原来人还可以是有着另一种的生活的。她在这一种似乎是天籁一般的音乐声中，所受到的关于“另一种生活”的启示，其实是触摸到了这一个男子的内心，她对这一个男人的内心感到强烈的震撼。那一种天籁一般的音乐声，在她听过之后，仿佛是已经盘踞在她脑中一样挥之不去。
然而这对丁元英来说却并非如此，在爱情的前后，丁元英的思想、能力、精神气质，却其实并无实质变化。爱情并没有弱化他的孤苦。因而爱情对他来说，却其实并不是一种救赎。而实质仍是一种消遣，就像是做了一场好人好事，扶了一位年老体弱的老婆婆过马路。
（丁元英对茶和音乐的态度，我认为确实是这样。但他对芮小丹的爱情，作者将之同比为前两者，很显然有失偏颇。实际上，相比于丁元英的苦苦求道，芮小丹则活得自性自在，不昧因果。其境界早已超越了丁元英。因此，丁元英对于芮小丹并非俯视苍生的视角，而是灵魂对话的伴侣，甚至还带有仰视的态度。同样作者在角色的设计上，让芮小丹主动追求丁元英，好像是一个从属地位，但实际上，作者对于芮小丹抱有更高的期望和欣赏。）
二、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鬼气。
丁元英所阐述的“天道”观，“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天地循环，至圣真理，无人幸免。他在骨子里所追寻的却其实正是这样的一种“强者”，让人怜悯的“弱者”并不是他的所好。
他可以为了他心中的那一点所谓的因于民族主义的说不得的“不是滋味”，而可以放弃他在一间公司里的风光职位，外加个人资产的三年被冻结，并三年内不得活动于资本市场，而跑到一个狭小的古城里去过他的“清静”的生活，“与天地精神独往来”。
他没钱，而仍然把自己这三年的生活费的几乎全部借给别人，而并不为生活忧心，这又正显示他的所谓的“强者”文化。他在古城里的住处非常的简单，在一处小区的顶楼，没有空调，夏天酷热难当、汗流浃背。他的住处里没有任何的装饰。
（强势文化早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强者总是主动却改变现状，而弱者则渴求着破格获取。丁元英认为，要想改变这种文化属性，自然必须打破这种破格获取的心态，而悲悯和同情，只能促使弱者更加弱势，而要突破，那就只有促使弱者主动转变，让他们认识到没有救世主，没有不劳而获。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争取。）
芮小丹分析，在心理学上，通常是一个人的头脑越复杂，他就会越要求简单的外在环境。
依我判断，外在环境的极度简单并不是与极端复杂的头脑的互补，而是一种作为对极端“强者”文化心理追求和修炼的强化。一个极端的简单的外在环境，即是一个已经祛除了一切的不必要的装饰的环境。
而且这一年来，他深居简出，活动范围可能不超过方圆一千米，连活动的范围也固定在了极为有限的空间之内。于是乎一个人的对外在的环境的需求和依赖就降低到最低的限度了。
对外在环境的需要和依赖越少，恰恰就证明了一个人的内在精神能量的强大。庄子是一个对外在环境的需要和依赖极端的少的人，然而他的精神能量却极端的强大，一个人行走于天地之间、尘世之外，“与天地精神独往来”。
但是庄子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对外在环境的摒弃，其实是对于外在环境的惧怕，怕自己能入于红尘之中，却不能再出于红尘之外，“为物所役”，从而丧失了自己外在行动和内在精神的自由。
究于深层心理，丁元英其实可能亦不过如此。作为一个“强者”，他惧怕于对外在环境的依赖，这可以从他的对于人事上的关系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他是一个从来不会求助于人的人。
（丁元英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所以他并不求助于外在世界的丰富。内在世界足够宏大，所以对外世界要求并不高。这无可厚非，而且这恰好说明他的强大。换了其他人，谁能做到这点？作者对于庄子的批判，有点逻辑混乱，庄子的内心强大，是因为他惧怕外在环境。一个人超脱了外在世界的束缚，这已经是足够强大了。过于苛求，实在没有必要。）
一个人如果对于外在环境太过的需要和依赖，一个人如果竟然需要求助于外在环境，那么他就不算得是一个真正的“强者”了。求助于外在环境，并不是一个“强者”或自命为“强者”的人的行事风格，无论在何等恶劣的情况下。而这，通常亦都会被外界认为是冷酷和铁石心肠。
与梵高并称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画坛双子星座的高更，就是一个著名的被外界认为是冷酷、铁石心肠的人。梵高的心肠软润，对世人满怀同情心，然而却一辈子都求助于外界：他的弟弟。
高更却是冷酷、铁石心肠，在人到中年后，以一个模范丈夫、爸爸的身份而抛妻弃子。而且在毛姆以高更为原型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里，这个画家的冷酷和铁石心肠却是更为的惊心动魄，他不但不怜悯外在环境，而且是连自己也是保持着一种绝对的沉默，他即使是一个人在破败的寓所里病得几乎死去，而仍然是没有求助于任何人。而即使是有人碰巧来看他了，撞见到他这样，要他看病，而他仍然是懒得理会。他把一个人的对外在环境的需求和依赖降到了最低点。
然而高更却是以绘画为仰望天上的“月亮”的理想，寄托和成就了生命的永恒和不朽。
（不是绘画成就了高更的永恒和不朽，是高更本身内在的精神成就了绘画。任何人如果还要依赖于外物来成就自己，那么这个人其实还算不得上独立，算不上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庄子无需借助任何形式，仅凭自我认同，自我精神认可就能超然于世界存在。这境界恐怕应该更高吧？）
丁元英却并没有任何可以使他寄托和成就永恒与不朽的东西，以达到对生命的恩赐的报答。
（因为他不需要，正如同他自己所说，他既不需要基督的窄门，也不需要佛教的得道一样。他不需要外在的救赎。）
他一个自在的个体，极力弱化自己对外在环境的需要和依赖，却其实是主动地割离了与众生生命的血液联系，对于一个有思想、能力的人，他在天地之间、尘世之外，“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由于没有信仰的可以委身，而充其量的只不过是成了一个孤魂野鬼，踽踽独行。
（一个人将自己的情感和精神交付于导师或者神灵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相反，如果是拒绝一切救赎信仰，则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因此这不是丁元英的错误，相反是他的可贵之处。人人都渴望天堂，惧怕地狱，有人却独自行走在另外一条道路上，既不向往天堂的荣光，也不惧怕地狱的黑暗，这要怎样的坚决和勇气才能做到？）
无论他对外在环境的需要和依赖是多么的低，无论他的内在精神能量是多么的大，而仍免不了让人心颤的孤苦。最令我心痛的，即是这。聪明若丁元英，亦则只有在音响中寻找一点消遣，在不停的喝茶中填充自己内心的空虚了。
（尼采说过：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在他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孤独于世上大多数人都苦不堪言，而能忍受这苦楚的人则愈显得伟大。相比于和一群不同类人相处，孤独恐怕是一种更加理想的状态？作者未曾达到这种境界，自然无法认同。）
三、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无论丁元英内在精神力量是何等的强大，也无论他对外在环境的多么的独立，而在实质上，他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如何定义现实主义？他脱离社会的既有认识，并不一味追求财富和地位，甚至连社会认同都不屑于，宁愿选择孤独，这到底属于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
他的“天道”观就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切合现实，但只有顺从，却没有改造，刚硬，缺乏弹性，并不像超现实的宗教观那样，给人一种温暖、浸润人心的关怀和力量，它只能是推崇和铸造人心的坚硬。
而宗教，即信仰，无论是何种宗教、信仰，却几乎都是建立在人心的温润和爱惜上的，它只是通过教义，来达到对于理想的把持，从而得到一种对于理想的实践的力量。它在柔软的本心的基础上，再加以刚强的信念。“人间关怀，美好心地，你说它很浅，但也很深。……对于至柔的心灵，我们恰恰必须有至刚的信念。”（刘再复、刘剑梅《共悟人间》）
而丁元英的“天道”观却恰恰相反，他只认可一种“强者”，而认为只有那一种产生于所谓的“强势文化”的“强者”，在现实的侵争中，才具有一种优势的力量。从而走向了狭隘。
（丁元英是在叙述社会现实，强势文化成就强者，强者主导社会。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而弱者被社会淘汰，或者处于从属地位。这难道不是自古以来的历史？况且，他是从民族、国家的层面来思考，是忧虑于中华民族的命运，他力图给中国开出一剂救世药方，而非泛民族的博爱思想。这恰好是中国所需，关于宗教的博爱和温润，中国已经不缺乏，相反是这种思想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是需要拔除，或者纠正的时候了）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国家，它的最受尊崇的哲学即是那种教导帝王如何去驾驭他的万民的哲学。
在对于现实的牢笼上，它总是有着无比的兴趣。一切哲学、宗教、准宗教，无论它怎样超脱，最终，它都会演化为一种希图能获得现实利益的世俗迷信。孺子治学为获取共鸣，方士炼丹为成仙，佛家的善男信女们跪在观音菩萨的泥象前，是为了让观音菩萨给他送来一个带着小把儿的宝宝。
而少有是为了一种自我精神上的完善。而其演化至为极端者，则为一种相面术、观心术、厚黑学、驭人术的兴旺，由现实主义的世界观推进到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论，再也忍不住，蠢蠢欲动，以行实践。
乃至现代西方传入的“人性的弱点”等，其实与这些都是为同一个系列。而这类世俗迷信，却又总是会永远持续火热。人们总是希望凭借了这一类迷信，而获得了一种驾驭现实的能力。
这种迷信，在某种程度上，固然也是一种真理，但错在的是它们是坏的真理。对于坏的真理，不能只是顺从与利用，而是还应悲悯。
（中国文化固然不缺乏悲悯，同样也不缺乏良善的东西。）
丁元英的“天道”的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以及以此为理论基础的用于实践的现实主义方法论，无疑亦是缺乏悲悯的。
丁元英的在王家村，这一个贫困县里的贫困村，整个的实践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方法论的使用过程，他并非是带着一种超越于现实的教义的期待去从事这样的一种现实的实践的。因而这整个实践过程的一切，包括结果，他虽然从始至终就已经是看得非常的清楚，可是一旦结果真的是落败，这就注定了并没有使整个实践过程超越于现实什么。
他太过的迷信现实实践只能是完完全全的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他在这里扮演一个神。然而他终究只是一个尼采，而并不是一个基督。他的并不借助于任何信仰的力量，而企图达成一个“强者”，实质为一个尼采的“超人”。
（他无意成神，他自始至终都不打算做一个救世主，一切的想象都是他人的强加。但他终究帮助了一部分得到了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他其实很清醒地认识到，扶贫扶不起。从来都是救人的被人救。）
他在对五台山的智玄主持说，与基督而言他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他不可得道，其实并无一种面对“窄门”与“道”时的自卑，实质在其内心里可能反而是一种骄傲与自许，因为他认为他已经丰富到没有一个宗教或信仰能够让他匍匐。所以他才会轻易地说，他站在道的门槛而还差一步，但缘已经尽了，就算了。他跟智玄主持讲“修”讲“求”并不符合他的本性，于是他又回到了“道法自然”的自由主义的门槛。他不“修”不“求”以跨进那一步，于是他终得只是一个尼采。尼采是一个孤魂，而基督却是以死亡来证实了一种超越的可能性。
（尼采确实是一个孤魂，但谁又能说人群就是归宿呢？丁元英不是说过，地狱和天堂本身就是分别无二吗？）
但丁元英在当下具有浓重的反智倾向和幼齿化的大陆电视剧中，无疑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不同反响的异数，所以我仍是要赞美他。
这样的一部电视剧，以一个当下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来探寻当下“知识分子”的心灵，这可以说是头一遭。因为当下的电视剧观众早已经是不习惯了这种“沉重”的题材。所以我才会对它的投资方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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